停战那天是星期二，清晨天气温和，下着雨。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五点不到便来到厨房，喝他惯常的不加糖的咖啡。“那天你出生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也象今天这样的天气。”乌苏拉对他说：“那时你睁着两只眼睛，可把大伙儿吓坏了。”但他没有听进去，这时他心里正注意着划破宁静黎明的部队上的整队声、军号声和军官们的号令声。说起来他在战场上已经摸打滚爬了这么多年，那些声音对他来说已经是很熟悉了，但这次他仍然觉得两膝发软，全身一阵颤抖，就如他年轻时当一个精赤条条的女人站在他面前时所经历的那样。他模糊地感到，自己到底还是掉进了怀念的一个陷阱。他想如果他跟那位裸体的女人结婚的话，或许他会成为一个既不参加战争，也不会获得荣誉的人，成为一个默默无闻的手工匠、一头幸福快乐的动物。这阵迟来的、没有预料的震颤，使他的早餐苦涩难咽。早晨七点钟，当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在一队起义军军官的陪同下前来找他时，他发觉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沉默寡言、沉思孤寂。乌苏拉想在他肩上披一条新毛毯。“政府那边的人会怎么想呀，”她说，“人家还以为你是连买条新毯子的钱都没有了才投降的呢。”但他没有接受。他走到门口，看到雨还在下个不停，就把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一顶旧毡帽戴在头上。
“奥雷良诺，”乌苏拉叫住他：“答应我，要是你在那儿遇到什么不如意的时候，你会想到你母亲。”
他远远地对她一笑，伸开五指举起了手，一句话都没说就迎着外面的叫骂声离开了家。那喊叫声、诅咒声、怒骂声一直响到等他出了市镇。乌苏拉用门闩闩上了大门，下决心她这世里再也不打开它了。“我们就都死在里面、烂在里面了吧。”她想：“即使我们在这幢没有当家男人的屋里变成灰，也不能叫这些该死的街坊四邻高兴地看着我们哭。”整整一上午，她搜肚刮肠地寻找事由来回忆儿子，却找来找去没找到。
签订停战协定的仪式在离马贡多二十公里的一棵巨大的木棉树下举行，不久以后这大树周围便建起了一个村子叫尼兰德。政府和两党的代表，以及交出武器的起义军代表团来到这里，招待他们的是一群穿着白长袍的、吵吵嚷嚷的见习修女，她们活象一群白鸽子，被雨水打得到处飞舞。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骑着一匹浑身泥巴的骡子，他没有刮脸，黯然神伤，与其说由于腋疮疼痛，不如说因为他孜孜以求的梦想彻底破灭了，他走过了荣誉和怀念荣誉的阶段，到达了希望的终点。根据他的安排，仪式中将不奏乐、不放爆竹、不敲欢乐钟声，也不欢呼，将没有任何可能会破坏停战的悲凉气氛的表示。一位流动摄影师为他拍了唯一一张原可能保存下来的照片，却没等冲洗出来就被迫把底板毁了。
仪式只进行了刚够签字盖章的那么一点时间，一顶马戏团用的打了补丁的帐篷里坐着代表们，帐篷中央放着一张粗糙的桌子，忠心耿耿跟随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最后一批军官们围在桌子四周。签字之前，共和国总统的私人代表还想高声诵读一遍投降文告，但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反对。“我们别把时间浪费在形式主义那套上。”他说着就准备在文件上签字，连看都不看一眼。他手下的一名军官打破了帐篷内这种令人难受的沉默。
“上校，”他说，“请别让我们第一个签字。”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同意了。帐篷内鸦雀无声，静得人们可以根据鹅毛笔在纸上的沙沙响声猜出签的是谁的名字。当文件围着桌子兜了一圈，它上面第一个签名的位置依然空着。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准备填补这个空白。
“上校，”这时他手下另一名军官对他说，“您要做一个好样的军人还来得及。”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声色不动地在第一本文件上签了名，在他要签最后一本的时候，帐篷门口出现一位起义军上校，他牵着一头驮着两只箱子的骡子。尽管此人看起来很年轻，却一副劳碌辛苦的样子，不过神色很平静。他是马贡多地区革命军方面的司库。他牵着这头快要饿死了的骡子，走了六天艰难的路程，赶在停战协定签字这天来到这里。他小心翼翼地卸下一只只箱子，谨慎得惹人发火，他把箱子一一打开，从里面一块一块地把七十二块金砖放到桌子上。谁也记不得有这么一笔财富。最近一年里，中央指挥部四分五裂，革命蜕化成了各派头头之间的血腥残杀，要确定谁对这笔财产负责是不可能的。这些先铸成块状、然后包上陶土的起义者们的金子，已经不属任何人控制。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还是把这七十二块金砖包括在投降时应缴出的物资清单里。他没允许别人发言就结束了仪式。那位瘦削的青年站在上校对面，用他那双镇定自若的糖浆色的眼睛盯着他的双眼。
“还有事”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