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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056年，西伯侯姬昌崩逝，太子姬发继位，也就是后来的周武王。
武王掌权之后，以姜太公为军师，负责军事；以弟弟周公旦为主政，负责政务；以召公和毕公为左右助手，出谋划策。
这些人我们从小都听过他们的光辉事迹，事实上他们也都如书中所写，都是能人。
为继续革命事业，武王还把都城从丰京迁到了沣河的对岸，建立了镐京，离商朝又近了一步。
继位以来，武王几年如一日，为灭商殚精竭虑——他很清楚只有十几万国民的方周和拥有百万之众的商王朝之间的巨大差距。
按照大商的军事实力，灭一个不成气候的方国，还是易如反掌的。
这种差距造成的焦虑让他常常终夜无法入眠，折腾一晚，筋疲力尽刚有困意的时候又到了上班时间，每天都是无精打采，只感到极度的疲劳和失落，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患了失眠抑郁症。
就算睡着了也是半夜惊醒，梦见反商事情败漏（“谋泄哉”），方周遭受灭顶之灾，思绪万千，千情纠缠在悲哀境地而不自拔。
日子没法过了，不整点大动作，顺顺心中那口气，整天提心吊胆，迟早要憋坏。
九年后。
长期抑郁的武王觉得时机成熟，为检验国家的军事动员能力，实则探探大商的反应和其他诸侯国的态度，便和姜军师商量，准备搞一次军事演习。
为麻痹大商，武王打请示给帝辛，表达了为保大商后方安全，要带兵肃清伊洛地区，建立军事基地的意愿，并以过世的西伯侯姬昌的名义在孟津搞一次军事演习，震慑四方蛮夷。
一般来说，战争贩子在发动战争前也经常搞军事演习，为的就是蒙蔽敌人。当年日本人在东北的时候，经常在张学良眼前没完没了地搞军事演习。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但帝辛没有多想，同意了。
伊洛，为伊河和洛河简称，自古即有“天下之中”的美誉。如果帝辛穿越一千年后，并有幸读过《北征》这首诗，便知道伊洛地区的重要性。
“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军请深入，蓄锐何俱发。”
——唐·杜甫
得到批准的武王整顿军队，先去西伯侯姬昌的陵墓进行祭拜，将父亲的灵牌放置中军，带上帝辛赐予的弓矢斧钺，意为本次军演仍是西伯侯在代大商行使专伐之权，然后转而东行，浩浩荡荡向朝歌前进。
大军抵达黄河南岸的孟津时，有八百诸侯闻讯赶来参加。
人马鼎沸，气势如虹。但是，武王和姜军师发现了一个问题：大商虽然腐败，帝辛虽然不仁，但是簇拥还是不少的，具体表现在，大诸侯一个没来，来的都是凑热闹的小诸侯。
毕竟参加军事演习这种活动不常有，结识朋友还能相互交流感情，同时也能实地了解其他诸侯的底细，比在家围着篝火跳舞的平台性更高，何况武王管吃管住，就当单位组织免费团建。
说白了，这些小诸侯就是来蹭油水的，有好处就上，有油水就捞，不行了反打一趴，两边讨好，互不得罪。
既然来了，就打过去吧。
面对这些临时杂凑的、毫无组织纪律的一群人，武王制定了严厉的赏罚制度，并给全军做了即兴演讲，列数帝辛罪状，表明帝辛暴政，民不聊生，这次的行动是顺天意而为之，如果不为之，那就同帝辛一样，是个不遵天道之人。
然后打出西伯侯的招牌：先王（姬昌）的明德，象日月的照临一样，光辉普及四方，尤其是西方治理的很好，因此我们方周特别被众方国诸侯所亲近（“惟我有周诞受多方”）。
最后指出，这次如果战胜了帝辛，不是我勇武，是因为先王没有过失；如果失败了，不是先王有过失，是因为我这小子不好（“惟予小子无良”）。
姜军师也发出最后指示：管好队伍，不听指挥的一律斩杀。
参加会盟的诸侯这才明白，天下没有免费的团建，来了就是要干活的，虽然这活风险系数太大，成功了光宗耀祖，封侯封地，但失败了就满门灭族，此时退出更是就地斩杀。
权衡利弊后，八百诸侯跟随武王大军半推半就的过了黄河。
此事告诫我们，没事不要凑热闹，很有可能你也会被热闹凑成它的一部分。
度过黄河，武王巡视三军，整顿军队，但没有急于发动进攻，因为他在等三个重要的人：比干、箕子和微子。
自从姬昌回国后，一直同比干、箕子和微子保持联系，共商反帝大计。姬昌死后，又由姜子牙负责联系。本次行动，也是双方共同商议的结果。
只有等到这三位商朝重臣，本次行动才出师有名，以正义之师、威武之师，推翻帝辛的残暴统治，还天下清明太平。
如果这三位商朝重臣不来，本次行动就可以用一个贬义词来高度概括——造反。
在任何时代，造反这种高投入、高回报的高风险工作，没有人想拿性命尝试，成功率太低。但成功者也不乏少数，刘邦、刘秀、朱元璋等都是很好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