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那个年代集体用房的标准模式，不管是“知青”住所，还是农场、林站、学校，都能见类似风格的建筑，条件好一点的，地面和走廊会有水泥或者砖石铺垫，房顶会加上楼板。
人数较多或者有专门用途，会建成两层，包括生产大队在内的单位礼堂，学校的教学楼，大一点的机构或单位的办公楼，一般都是两层，个别的有三层。
1977年恢复高考，上海知识青年不少人回家参加高考，开始陆续离开，1980年底国家出台政策允许返乡时，这里所有的人都已经走光了。
事实上早在我出生那年，就有人陆续离开，比如我出生时，听母亲说，有几位知识青年，已经收拾好行礼准备返回上海，得知我出生，特意返回逗留了一阵。
这样的重返，可能就是一辈子不再相见，因此才会在即将踏上回程时，特意逗留一段时间。事实也证明，他们离开之后，再没有哪一个回来过。
青年塘只是上海知青集中居住之地，还有许多知识青年被安排在其它生产队，这些人当中，有些下嫁本地青年，有些娶了本地姑娘。
比如坳上队就有一位上海知识女青年，嫁给了本村的一户张姓人家。他们从此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有了家庭，有了拖累，曾经的家乡成了故地，曾经的新土成为了家宅，梦想重新构建，希望重新诞生。
知青返乡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开始施行，农村群众俗称分田到户。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做法，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承包土地，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
分田到户确实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似乎在一夜之间，将沉闷的农村唤醒，一时之间，农村见不到一个闲人，见不到一块闲地。辛勤之下，不少家庭解决了温饱，积攒了一定的积蓄。
父母以及父亲的侄女唐姓一家，湖南的王姓一家，以及孤身一人的父亲同族，正是因为有了些积蓄，从集体手中购买了青年塘的一两间平房，四户人家率先搬下凤凰山，到青年塘居住。
从此定居此地，直到若干年后发家致富，才离开的离开，远徙的远徙。现在青年塘只剩“大姐”一家居住，不过再不是平房，而是现代化的别墅，“大姐”三个儿子外出闯荡，积累下丰厚财富，一人建了一幢。
父亲的侄女我叫她“大姐”，他们一家刚到凤凰山落户时，粮食不够吃，当时担任生产队长的父亲，接济过他们不少，虽然是我父亲侄女，但是年龄却和我母亲差不多大。
我对“大姐”的感情很深，有亲戚天然相近的原因，更多的是小时候，从“大姐”那里得到的许许多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大姐”和我们做了近二十的邻居，一直到我部队服现役，这段邻里之情才分开。</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