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因为多少同上面有的观点相关，下面我想借机概括一下近年来我对村上文学的进一步思考。关键词是“挖洞”与“撞墙”。
村上的处女作《且听风吟》创作于一九七九年，至今走过了三十五年创作路程。如果将三十五年分为前十五年和后二十年两个阶段，那么第一阶段可以说是“挖洞”的十五年；第二阶段则大致是“撞墙”的二十年。
二OO三年初，我趁作客东京大学之机初访村上，交谈当中确认他在网上回答网友提问时说的一句话：“我认为人生基本是孤独的。但同时又相信能够通过孤独这一频道同他人沟通。我写小说的用意就在这里。”进而问他如何看待或在小说中处理孤独与沟通的关系。他回答：“不错，人人都是孤独的。但不能因为孤独而切断同众人的联系，彻底把自己孤立起来，而应该深深挖洞。只要一个劲儿往下深挖，就会在某处同别人连一起。一味沉浸于孤独之中用墙把自己围起来是不行的。这是我的基本想法。”一言以蔽之，孤独是沟通的纽带，为此必须深深挖洞。换句话说，村上文学——尤其前十五年——是“挖洞”文学。如《且听风吟》（1979）、《197年的弹子球》（1980）、《寻羊冒险记》（198）、《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1985）等早期作品中，总体上倾向于放任孤独、把玩孤独、欣赏孤独。《球》甚至通过主人公执著地寻找弹子球机这类无谓之物而将孤独提升为超越论式自我意识，从而确保自身的孤独对于热衷于追求所谓正面意义和目标等世俗价值观之人的优越性。不妨说，“挖洞”的目的大多限于“自我治疗”，“挖洞”是“自我治疗”的手段。《挪威的森林》（1988）和《舞！舞！舞！》（***）、《国境以南太阳以西》（199）继续“挖洞”主题。但逐步挖得深了，希求尽快“在某处同别人连在一起”。这可能因为，木月死于孤独，直子的姐姐和直子死于孤独，再不能让主人公处于“把自己围起来”的自闭状态了。《舞》中，喜喜死了，mimi死了。这使得“挖洞”的过程变得愈发艰难，愈发难以“同别人连在一起”。这意味着，“挖洞”或“自我治疗”的效果是有限的。于是第一阶段“挖洞”十五年基本到此为止。而开始下一阶段的“撞墙”二十年。
二OO九年二月十五日，村上在耶路撒冷文学奖颁奖大会上发表前面提及的以《高墙与鸡蛋》为题的演讲：“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他同时表明：“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经常投以光线，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不过，针对体制这堵高墙的“撞墙”努力不是从二OO九年才开始的，而始于二十年前的《奇鸟行状录》（1994—1995）。可以认为，从那时开始，村上明确意识到仅靠“挖洞”这种开拓个体内心世界纵深度的做法有其局限性。而要同更多的人连接，要进一步获取灵魂的尊严与自由，势必同体制发生关联。但体制未必总是保护作为“鸡蛋”的每一个人的，于是有了撞墙破碎的鸡蛋。为此村上表示“他总是站在鸡蛋一边”。这一立场较为充分地表现在之于村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奇鸟行状录》中，而在其中揭露和批判日本战前的军国主义体制的运作方式即国家***的源头及其表现形式上面达到顶点。《海边的卡夫卡》（00）和《1Q84》第1部、第部（009）持续推进这一“撞墙”主题，笔锋直指日本黑暗的历史本位和“新兴宗教”（cult）这一现代社会病灶，表现出追索孤独的个体同强大的社会架构、同无所不在的体制之间的关联性的勇气。
令人意外的是，到了《1Q84》第部（010），村上将笔锋逐渐收回。及至《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01）和最新短篇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014），已然彻底回归“挖洞”作业——继续通过在个体内部“深深挖洞”而争取“同别人连在一起”。亦即回归追问个人生命的自我认同和“自我治疗”的“挖洞”主题原点。就此而言，不能不承认黑古一夫和片山恭一的批评有其道理。甚至，村上已不再满足于挖洞。八月中旬他在爱丁堡国际图书节期间回答卫报书友会提问时表示“我的人生梦想是坐在井底。梦想已经成真。”他还说这不是噩梦，“我那时想：写小说蛮有趣，你可以是任何东西！所以我想：我可以坐在井底，与世隔绝……好棒！”
这样，准确说来，村上的创作路线逞“U”形——“挖洞”15年，“撞墙”15年，之后重新“挖洞”5年。此刻村上正坐在洞底或者井底。至于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能否正好落在洞底村上或“井下春树”头上，作为在地表上移行的我们，恐怕谁也预测不出，尽管刚刚得知村上又在诺奖“赔率榜”上一马当先。
（014.9.5）（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