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察的初衷是考察官员操守和能力，从万历二十一年东林党人赵、南星开始，京察成为各党间攻击对方的武器。
这也是万历对朝政控制粗疏的体现，大明向来都有政治势力，哪怕是明太祖太宗年间亦有，皇帝的治政手腕如何，从党派争斗的激烈程度就看的出来，大抵强势的皇帝之下，臣子们只能搞下小动作，主要的精力还是用在政务上，皇帝控制一弱，甚至长时期的懈怠政务，臣子们的精力就是用来结党和争权，绝不会有例外。
嘉靖年间，严嵩专权，从他与夏言的争斗到徐阶斗翻严嵩为止，再到高拱斗徐阶，张居正再逐高拱，几十年间内阁争斗十分激烈，而从万历十五年之后，大明朝政的斗争开始进入白热化，特别是万历有易储之心以后，各党间以太子，郑贵妃，福王，各系之间的暗斗变的十分激烈，著名的三案，妖书和梃击两案就是东林和浙党互相攻击的最犀利的武器。
党派争斗到如此地步，实际上已经严重伤害了国体，各党间都是非我同志便攻之，哪怕因此而坏国事，方从哲主导的浙党和其门生主导的齐党在万历四十五年获得大胜，其后东林党就用妖书一案反击，方从哲在这件事上想和稀泥，并不愿各方撕破脸皮，但越是这样，越叫人看出他在政治上没有决心和狠心，掌控朝政的能力远不及沈一贯，东林党决心痛打落水狗，势要将方从哲从首辅位置上撵下去，方从哲这几年的首辅原本最大的作用就是调和各派，他是浙党首（本章未完，请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