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如此，中国农业单位土地产出量的重要性，仍然要远超单位人均产出量，中国农业效率的目标不能改变。
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土地流转政策必须规划出未来10年的明确范围，不能片面追求规模上的大农业和土地上的高集中。资本性的豪强大户可以通过资本市场间接投资农业，但必须控制直接占有土地的规模，亿亩耕地的红线只能死守。
这意味着农民将为粮食安全作出巨大牺牲，而这种牺牲必须得到超额奖励，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对农民的收入进行更大力度的补偿。其实，农民收入的大幅增加，可以有效地扩大国内市场，促进经济转型的实现，缓解财富分裂的程度。000元的收入，意味着8亿件衬衫、8亿双鞋或8亿部手机的新增商品购买力，他们的总消费规模将远远超过8000个亿万富豪对经济的贡献。特别是在8亿农民加大消费的同时，还将引发规模效应，刺激出新的社会分工和新的就业机会。
“生产过剩”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假命题，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财富过剩的问题，只有贫富分化造成的绝大部分人口无力消费的现象。如果8亿农民获得了超额奖励，将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出口导向的财富外流。
1940年前后，美国基于“二战”的爆发，强行性地通过战争机器来补贴上千万失业的劳动力和数百万上战场的穷人子弟，从而扭转了贫富分化的趋势，结果带来了40年经济发展的黄金岁月。中国能不能在和平年代逆转城乡差距的扩大，这是未来中国经济能否持续繁荣的关键。
对农民收入的补偿，仅仅是对严重扭曲的国际粮价一定程度的矫正。农民消费能力的扩大，将刺激城市经济商品与服务的增加，带来稳定的就业增长，这又反过来吸纳农业过剩劳动力的城镇化，走上稳健和可持续的城镇化道路。当国际粮价最终出现报复性上涨时，对农民的补偿可以逐步减少，他们将从市场中获得更大的盈利。
农民补偿不应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应该充分调动资本市场的力量，将贪婪的资金导向最需要的地方，这也是金融创新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然灾害和市场变化，中国的保险公司已经介入了农业保险领域，包括农民的收入保险。收入保险是将传统农业保险因自然灾害导致的产量损失，和市场价格保险因价格波动导致的收入损失联系在一起。当农业生产遭受损失时，以当年实际收获产量与市场平均批发单价相乘计算出农民毛收入，再与正常年景下的收入对比，产生的差额部分由保险公司进行经济补偿和理赔。
收入保险的思路不错，就是成本偏高。如上海松江地区的某个收入保险的保费为35万元，保障金额260余万元。政府必须提供很大比例的补贴，否则保险成本过高，农民难以承受。
如果保险费用太低，保险公司就很难盈利，因为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市场变化也难以预测。有没有大幅降低保险成本，刺激保险公司在全国农村提供大规模收入保险的办法呢金融创新同样可以提供思路。
天灾与市场波动，不可能同时发生在全国所有地区和所有农产品之上，跨地区和跨农业作物的风险均摊方式，将大幅降低收入保险的平均价格。保险公司可以把不同地区的收入保险单汇集到一个资产池，与信托公司或投行合作，将其风险与收益进行合理切割，形成标准化的证券产品，在金融市场进行销售。
保险公司只赚取一定的费用，将全部风险与收益分散给投资人，回笼资金后继续滚动，不断扩大业务规模。金融市场存在着信用违约掉期cds这种对赌企业违约的衍生品，农民收入保险证券则是对赌天灾和市场变化的衍生品。投资人通过购买这种证券，实际上等于参与了保险公司的业务，单笔保险有亏有赚，但包括不同地区、不同险种的综合证券则肯定赚钱。认购的投资者越多，保险公司就越有能力降低保费成本，惠及的农民也就越多。实际上，保险公司赚取的是业务开拓费，补偿和理赔的资金是由金融市场提供的，而投资人获得的是粮食普遍丰收的大概率收益。
“农业收入保险证券化”在世界上也没有先例，但是如果能够实现，将有效地增加农民收入，减少财政负担，效果等同于富人对农民进行直接的转移支付，利己利人利国，何乐而不为呢
只有让农民富裕起来，才能扩大内需，完成经济转型，促进城镇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