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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 二

走出理发馆,镇长把阿尔卡迪奥法官一直推到办公室。阴雨绵绵,大街上好像涂了一层湿漉漉的肥皂。

“我总觉得理发馆那地方是个阴谋家的老窝。”镇长说。

“说是这么说,”阿尔卡迪奥法官道,“谁也没有凭证。”

“棘手的也恰好在这里,”镇长说,“他们显得太顺从了。”

“在人类的历史上,”法官像宣读判决书似的说,“没有一个理发师是搞阴谋的。相反,没有一个裁缝不会耍阴谋。”

镇长拉着阿尔卡迪奥法官的胳臂,叫他坐在转椅上。等法官坐好了,他才把手松开。秘书打着呵欠走进办公室,手里拿着一张打好字的纸。“好吧,”法官对镇长说,“开始工作吧”他把帽子向后一推,接过那张纸。

“这是什么”

“给法官的,”秘书说,“这张名单上的人都没有被贴过匿名帖。”

镇长满脸疑惑地看了看阿尔卡迪奥法官。

“啊哈他妈的”镇长喊道,“原来你也惦记着这件事哪。”

“这就像看侦探小说一样。”法官解释道。

镇长看了看名单。

“这个材料很好,”秘书解释说,“作案的一定是这里边的人。这不是很自然的吗”

阿尔卡迪奥法官从镇长手里把纸拿过来。“简直是瞎扯淡。”他对镇长说,然后又转向秘书,“如果我是贴匿名帖的人,我先在自个儿家门上贴一张,免得教人怀疑。”他又问镇长:

“您不这样看吗,中尉”

“干这种事的人,”镇长说,“自然晓得怎么干。咱们犯不上操这份闲心。”

阿尔卡迪奥法官把纸撕碎,揉成一团扔到院子里,说了句:

“当然了。”

在法官回答以前,镇长已经把这件事拋到脑后了。他将手掌撑在办公桌上说:

“好啦。有件事,请你查查书。是这么回事,这次闹水灾,洼地上的住户把家搬到了公墓后边的空地上。那边的地是属于我的。你说,我该怎么办”

阿尔卡迪奥法官微微一笑。

“为了这么点事,根本不必到办公室来,”他说,“这种事再简单不过了。政府把地给了移民,就应该对持有正式地产证的人给予相应的补偿。”

“我有地产证。”

“那就没说的了。您去找几位懂行的人,估一估地价,”法官说,“由政府来付款。”

“谁去找呢”

“您自己找就行。”

镇长扶正了枪套,大步朝门口走去。阿尔卡迪奥法官看见他要走了,心里想,生活只不过是不断地给人一些机会,好让人能活下去。

“这么件小事,何必着急呢”他笑着说。

“我不着急,”镇长绷着脸说,“不过,总也是件事呀”

“那当然。但是您事先得任命一位检察官。”秘书插嘴道。

镇长转向法官。

“是真的吗”

“在戒严的情况下,倒不是绝对必要的,”法官说,“但是,如果有一位检察官来承办这件事,您就更清白些,因为您本人就是有争议的土地主啊。”

“那就任命一位吧”镇长说。

街中心有几只兀鹰在争食一截肠子。本哈民先生直勾勾地瞧着兀鹰,换了只脚蹬在脚垫上。兀鹰吃力地上下盘旋,摆出一副高傲庄重的样子,好像在跳古式的舞蹈。本哈民先生眼睛瞧着兀鹰,心里实在佩服那些在四旬节前那个礼拜天装扮兀鹰的人们,他们演得真叫逼真。坐在他脚边的小伙子往另一只鞋上抹了点鞋油,敲了敲木箱子,让他再换一下脚。

本哈民先生从前以代写书信为生,无论干什么事都不紧不慢的。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中他开的那家铺子已经坐吃山空,最后只剩下一加仑汽油和一把蜡烛。

“下雨天,还是这么热。”小伙子说。

对这句话,本哈民先生很难苟同。他穿着干净的麻布衫,小伙子呢,却汗流浃背。

“热不热其实都是人的幻觉,”本哈民先生说,“心静自然凉。”

小伙子没有吭气,又在木箱子上敲了一下。不一会儿,鞋擦好了。本哈民先生回到那间货架空空如也的阴暗的店铺里,穿好外套,戴上草帽,打着雨伞在蒙蒙细雨中穿过马路。他冲着对面人家的窗户喊了一声。一个满头黑发、肤色苍白的姑娘从半掩着的大门里探出头来。

“你早啊,米娜,”本哈民先生说,“还不去吃午饭”

姑娘回答说先不吃,边说边打开了窗户。她坐在一只大篮子前面,篮子里装满剪断的铁丝和五彩缤纷的纸片。姑娘怀里放着一个线团、一把剪子和一束没做完的纸花。留声机在放唱片。

“我回来以前,麻烦你帮我照看一下店铺。”本哈民先生说。

“要耽搁很久吗”

本哈民先生侧耳听了听唱片。

“我到镶牙铺去一趟,”他说,“半小时后准回来。”

“唉,好吧,”米娜说,“瞎奶奶不让我在窗户这儿傻待着。”本哈民先生不再听唱片了。“现在所有的歌全是一个味儿。”他说。米娜把一枝做好的花插在用绿纸包着铁丝做成的细长花茎上。她用手指捻动花茎,纸花转了一圈。音乐声和纸花多么协调啊。她简直被迷住了。

“您跟音乐是冤家对头。”她说。

这工夫,本哈民先生已经走开了。他轻轻地踮着脚尖走路,生怕把兀鹰吓跑。米娜看见他敲镶牙铺的大门,才又接着干活。

“照我看,”牙医一边开门一边说,“变色龙的知觉全在眼睛上。”

“那很可能,”本哈民先生表示同意,“你怎么突然想到这件事”

“我刚从收音机里听到,变色龙眼一瞎就不会变颜色了。”牙医说。

本哈民先生把撑开的雨伞放在角落里,将外套和草帽挂在钉子上,然后往椅子上一坐。牙医在研钵里搅拌着一种暗红色的黏稠的糊糊。

“讲的东西可多了。”本哈民先生说。

他说话历来都是拐弯抹角的,令人难以捉摸。这回还是这样。

“讲变色龙吗”

“什么都讲。”

牙医拿着和好的糊糊走到椅子旁边,叫本哈民先生咬牙印。本哈民先生把坏了的假牙取下来,用手帕包好,放在椅子旁边的玻璃板上。假牙一取下来,再加上那瘦削的肩膀、干瘪的四肢,他看上去活像个苦行僧。牙医把那团糊糊贴在他的上牙膛上,然后把他的嘴合紧了。

“就这样,”牙医看着本哈民先生的眼睛说,“我这个人胆小怕事。”

本哈民先生打算喘口大气,可是牙医紧紧地按住他的嘴。“不,”他在内心反驳说,“不是。”和大家一样,他也知道,只有牙医被宣判死刑以后没有弃家逃亡。他们开枪射击,打得牙医家的墙垣尽是窟窿,限令他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本镇,但是他没有屈服。他把手术室搬到里边的一间屋子,干活的时候,手枪老是放在手边。他言谈小心谨慎,没出过岔子,就这样熬过了那几个月的恐怖时期。

牙医在取牙模的时候,发现本哈民先生的眼里几次流露出或轻或重的惶惶不安的神情。他按住本哈民先生的嘴,等牙模变干。过了一会儿,他把牙模取了出来。

“我不是说那件事,”本哈民先生缓了口气说,“我说的是匿名帖。”

“哦,”牙医说,“这么说你也关心这件事。”

“唉,从这里可以看出社会多么腐败啊”本哈民先生说。

他把假牙戴好,慢腾腾地穿上外套。

“究竟能说明什么,早晚大家都会知道。”牙医不痛不痒地说。他朝窗外扫了一眼,天空阴沉沉的。他又接着说:“你看是不是等雨停了再走。”

本哈民先生把雨伞挎在胳臂上。“店铺里没人。”说着,他看了看阴云密布的天空,拿起草帽,告辞出来了。

“别这么想,阿乌雷列奥,”走到门口时本哈民先生说,“谁也不会因为你给镇长拔了牙,就说你是胆小鬼。”

“既然如此,”牙医说,“请你等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