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中直指郭医师“缺乏医德公开主张施暴的人格为一女同性恋人格，这是早为众人看穿的父权文化认同策略伎俩。不可原谅的是，犯下重罪的罪犯，居然可以逍遥法外，而弃无辜的受害妇女于不顾。”
在吴可妮博士的建议下，比利仍留在雅典医院。
挂号室与集中治疗病房里的工作人员，已对社会大众的骚扰和比利的反应感到厌烦，纷纷要求变更治疗计画，否则就要罢工。因为有些人认为，郭医师花了太多时间在比利身上，他们坚持郭医师必须将每天的工作交由员工自行料理，同时限制郭医师在医疗上的参与程度。为了避免比利被送到利玛，郭医师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同意了。
社会工作人员胡达娜拟了一份合约书要比利签字，比利同意遵守一系列的约束；其中的第一条是“不可对任何职员做出威胁。”若有违犯，就不准作家前来拜访。
比利的房内不得有任何玻璃或尖锐物品，在未得到早班治疗小组的核准下，比利不可享受一般的权利，不得有外面打来的电话；至于打到外面的电话，则限制一周一通打给律师，一周两通给母亲或妹妹。准许前来探望者局限于他妹妹、妹妹的未婚夫、母亲、律师和作家；除此之外，也不准他“给其他病患任何医学、社会、法律、经济或心理上的忠告。”他一周不可从存款帐户中领取超过的零用钱也不可超过这个数字。绘画所需材料，院方会在规定时间供给，但作画时必须有人在旁监视。完成的画作一周只能送出去一次。若能连续两周遵守这些规定，院方才会考虑恢复他的权利。
比利同意了他们的条件。
未融合的比利依规定行事，他觉得医院已被医护人员变成了监狱。他再次感觉到自己为了没做过的事而受罚。由于亚瑟和雷根仍然不在，因此比利大部份时间都与其他病患一起看电视。
两个星期后，首先恢复的权利是作家的来访。
自从报纸展开第一波攻击之后，作家就不曾来过了。由于比利无法提供记忆或曾发生过的事情经过，因此自觉很不好意思。为了避免混淆，他与作家决定在自己名字后加个“分裂”的字首u，而成为比利u。
“我没有问题，”比利u告诉作家，“很抱歉，我帮不上忙，相信只要亚瑟和雷根一回来，一切都会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