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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上，公诉人清清嗓子，问，被告人，200x年x月x日下午，请问你在什么地方
“在公司上班。”
然后呢
然后
在看守所的几个月中，我曾经历了六七次预审，这些问题翻来覆去被问过多次，早已烂熟于心。此时此刻站在法庭上，再度被问起，我机械的再一次逐句回答。在号房中曾幻想和彩排了很多次的画面真实出现，等待我的将是一块终于落地的巨石。
被告人，在x月x日下午，郑岩要求你一同到高速路工地之前，有没有告诉你要去做什么
没有。我回答。
在x月x日之前，郑岩已经多次纠集社会闲散人员到工地闹事，这个情况你事先了解吗
不了解。
我在撒谎。
怎么可能不了解。当郑岩第一次带人到工地之后，我就已经明白，这次肯定是要出事了。准确的说，即将出事的预兆甚至在更早以前就有了，只是我没有留意。
在我和老耿、郑岩见面的那一晚，分手之际郑岩接了一个电话。
事后我曾多次想，如果那个电话再早一些打来，如果我和老耿再多留一会儿，知悉了那通电话的内容，或许依然来得及改变郑岩的决定，那么后面的事情也就不会再发生，或者变成另外的样子。
但是在当时，我只是随口问了一句，没事吧，哥
郑岩同样向我挥挥手。于是我留下他继续接听电话，打车离开。
尽管郑岩在接电话的时候几乎一言不发，但我看得出他十分气愤。而我不知道的是，郑岩已经不仅是气愤，而是气疯。正是这一通电话，斩断了他那根早已紧绷许久的神经，清空了他心里本就为数不多的理智。
不过世界上的事情大部分都是这样，不仅难以预料，而且奇怪的是，那些对我们生活轨迹十分重要的信息，总是在毫无用处之后才能被我们知悉。
这个电话的内容现在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我也完全理解郑岩当时那种情况下的心情。
这一次依然是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