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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姐姐巧托说媒人，
郑嫂嫂诚心促姻缘。
黑龙江的春天真好似羞答答的姑娘去赴约，总是姗姗来迟。“立春”的节气已经过去10多天了，但还是非常的寒冷。只有中午的阳光照在玻璃窗户上，发出那丝丝缕缕的蒸汽，才透露出一点点的春天的气息，还有那倒挂在屋檐下面的冰溜子，时不时的落下几滴“相思泪”，预示着春天已经没有那么遥远了。
小石大夫名字叫石佳慧，她是这个大队卫生所里唯一一名女赤脚医生。她负责全大队的接生工作和计划生育工作，如果没有接生和计划生育的任务，她就负责给来卫生所看病的病人打针。她今年已经29岁了，还没有找到她心目中的那位“白马王子”。俗话说：“男大一朵花，女大豆腐渣”，说的是在农村像她这么大的年龄还没有出嫁的姑娘就像臭在家里的豆腐渣一样没有人要。她不是没有人给她介绍对象，也不是条件不好没有人要；她也不是不想嫁，只是没有遇上可心的人。用好听的话说是缘分没到，用土话说就是眼光太高挑花眼了，挑来挑去把自己挑成剩在家里的老姑娘了，挑成“豆腐渣”了。其实她择偶的标准并不高，长相是丑是俊，个头是高是矮，身体是胖是瘦，文化是高是低，年龄是大是小都无所谓，只要能说得过去就可以，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能在城里上班，能把她带出农村就可以。有人给她介绍对象，她一听不是在城里上班，无论条件怎么好，她通通回绝，一概不见。去年她远房的一个叔伯嫂子给她介绍一个小伙子，是一个中专学生，说等到中专毕业后就可以进城里上班，这个条件还可以考虑，那就先处一处吧。她一打听才知道人家那个小伙子今年才20岁，她都28岁了，年龄相差太悬殊了，不行。在农村要是男方大个10岁8岁的倒是无所谓，要是女方大8岁，那就不可思议了。俗话不是说：“女大五赛过母”吗，更何况大8岁了，不行，真的不合适。后来她嫂子和她姐姐给她出了一个馊主意，让她隐瞒岁数，你就说自己23岁，你长得这么年轻，又白白净净的，就是说20岁也有人相信。男方认为女方大三岁还可以接受，俗话不是说“女大三，抱金砖”吗！就这样他们俩就开始处上了，处了半年，非常顺利，互相也产生了感情，那就结婚吧。拿上户口簿到民政部门准备登记，那小伙子发现她户口本上的真实岁数后死活都不干了。后来她不甘心就这么拉倒了，就到那个小伙子家和学校去找过他几次，可人家就是不理她，从那以后，那小伙子就连一次面都没让她见到过。这一次对她的打击可真是太大了，她的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她在家里足足哭了三天三夜，班也不上，饭也不吃，觉也睡不好，简直就要魔障了。她想要拿刀去捅了那个小王八蛋，以解心头之恨，可是没有那个胆量；她想要投河自尽，以此来解脱自己，又没有那个勇气。思来想去，都是撒谎所造成的后果，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出来的，活该！从此她的心也就彻底凉了，整天无精打采，和以前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从此跌入了痛苦的泥潭。从那以后再有人给她介绍对象，无论是什么条件的她一概拒之门外。
要想医治感情上的创伤，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敢于面对新的感情创伤，否则将永远沉浸在旧的感情创伤之中。
自从石佳慧见到郑树民的那一刻起，她那颗将要死的心好像是又活了过来，就好像慢慢的长夜见到了一丝曙光。她回想着他说过的每一句话，回想着他的每一个动作，他的音容笑貌就好似过电影一般在她的脑海中回荡。他1米7多的个头，穿着一身海军蓝军装，鲜红的领章和帽徽形成一个三角形，三角形当中映衬着他那张不算英俊，但是非常有朝气的脸。他那么懂礼貌，还那么有孝心，最主要的是听他妈妈说他很快就要转成志愿兵了，转成志愿兵，他今后就可以留在部队里干，彻底脱离了农村。如果要是能嫁给这样的，日后就是为他当牛做马，天天吃糠咽菜心里都会觉得是甜的。她见过的男人成百上千，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难道这就是爱情吗！想到这儿，她的心跳的有点加快，脸蛋上泛起了红晕。尽想美事儿啊！人家有没有对象啊！就算没有对象，人家能不能找农村的姑娘啊！就算是要找农村的姑娘，人家能相中她这个都快30岁的大老姑娘吗！想到这儿她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嗨！自己今年都29岁了，再不赶紧把自己嫁出去，爹、妈、兄弟姐妹跟着上火不说，将来不真的成了烂在家里的没有人要的臭“豆腐渣”了吗！这是她有生以来，令她如此胡思乱想，如此心神不宁，这是头一次。不管他有没有对象，娶不娶农村的姑娘，能不能相中自己，总得去问一问、试一试吧。现在她必须要主动出击才行，否则错过了机会，那可真是后悔都来不及了。她心里琢磨着，首先得找姐姐，让她帮助出出主意，或者让她打发人去郑树民家里问一问，探听探听他的具体情况。于是她来到姐姐家，把自己所想的和姐姐说了一遍。
姐姐比她大两岁，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家庭妇女，现在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二妹的婚事，她比二妹都着急。她听二妹说完，马上站起身说：“我这就去找袁喜友，他是郑树民嫂子的娘家哥哥，他可是咱们大队里有头有脸的人，让他去办这个事儿是最好的人选。”
公社卫生院里的刘院长接治了郑老爷子的病，他先为他号了号脉，又用听诊器听了听心脏和肺部，又问他最近吃饭的情况，和大小便的情况如何，然后又让他做了一个心电图，刘院长检查完后说：“老爷子，我看你的病照以前好多了，我看你现在的状况已经不用再打吊瓶了，我对你说，吊瓶要是打多了，将对你的心脏和肾脏都会产生副作用。”他用手向上扶了扶眼镜，顺手拿过来一个处方本，非常有把握的说：“我给你开几副汤药，再加上几样西药片儿，你回家就按照我说的方法去用药，管保你不出半个月就可以下地走路，不说完全好利索了也差不多。”
郑树民听院长这么一说，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交完钱，拿上药，谢过院长，高高兴兴的把父亲背到手推车上，推回了家。
“他袁哥，你可真是我们家的稀客，怎么有时间上我们家来串门！快请坐！”郑妈妈习惯性的把火盆往炕里推了推，让出一块地方，招呼着袁喜友坐下。
郑树民对袁喜友的印象比较深。他很小的时候，他哥哥嫂嫂还没有订婚的时候他就认识他。当时袁喜友是大队的拖拉机手，有一次他开着“东方红”牌拖拉机到2队（也就是郑树民家以前住过的那个生产队）去翻地，他把拖拉机停在生产队的大门前，下车去生产队的屋子里取东西，郑树民和另一个小男孩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会跑的大铁家伙，非常好奇的上了车，东摸摸西看看，三鼓捣两鼓捣把拖拉机给鼓捣灭了火。大事不好，那个小男孩嗖的一下跳下车，撒鸭子就跑，郑树民还没来得及跳下车，就被袁喜友一把抓住棉袄领子从车上拽了下来，不容分说照屁股上“咣一一咣”就踢了两脚，“小兔崽子！看你们把车给鼓捣坏了吧，找你爹去，看揍死你不的！”后来他们两家成了亲属，但是他对他的印象一点儿都不好，总觉得他牛逼哄哄的。
袁喜友现在是这个大队的拖拉机站站长，在这个大队里也算得上是头面人物。他坐在郑妈妈给他让出来的炕沿边上，面对着郑树民开门见山的说：“我今天是来给你介绍对象的。”他从兜里掏出一盒大前门牌香烟，先扔给郑树民一只，自己也掏出一只纲要点燃。
“我妈妈她咳嗽，屋里不能抽烟。”郑树民把烟扔回去说。